在宏观调控以前，中国的收益率曲线在美国的收益率曲线上面。随着美国加息，中国大量发行基础货币，市场利率下降，中国的收益率曲线已经在美国收益率曲线下面，短端相差200基点，长端相差150基点。

　　对于收益率曲线的这种状况，梁红认为，这样的政策作为短期的周期性政策，问题不大。但是如果作为长期的政策，就有问题了。

　　她说，中国的发展比美国快，投资回报率比美国高，因此风险更大，但是收益率曲线长期以来比美国低，这对经济结构影响会非常大。

　　她指出，上世纪80年代之后“日本病”的发生就是因为他们当时采取了类似的政策。日本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为了减少升值的压力，让市场利率在美国利率之下，这引起了投资效率的低下和房地产的过热。

　　她说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是短期的，长期的效力值得怀疑。中长期的问题还是要用中长期的办法来解决，所以不必要担心汇率放开对真实经济的影响。

　　梁红对央行宽货币的政策评价颇高。去年经济过热的时候，内需对名义GDP的贡献率是超过百分之百的，今年第一季度这个比例降到40%左右，今年第三季度这个指标则在慢慢回升，主要是总需求本身保持很高的增长，贸易顺差的热量逐渐传导到内需上。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作用是央行宽松的货币政策。基础货币增长速度比较快，央行对冲力度减弱。“如果不是央行的操作悄悄减弱的话，我想我们今天讨论中国宏观经济的信心会少一点。”她说。

　　她认为现在最让人担忧的就是外汇储备和贸易顺差占GDP的比例过高。中国经济强劲增长，人民币本身就有升值的压力，而且人民币还跟着美元一起跌。“后果就是外汇储备的疯狂增长，去年主要是热钱的进入，而今年则全是贸易项下的顺差和FDI这些‘冷钱’。”

　　她认为，如果以爬行速度升值，会有很大的风险。因为这使中国经济非常依靠外需，但是外需看上去很弱。现在大家最担心的是油价，高油价会拖垮美国经济。而中国经济本来不依靠美国就可以很好地发展，如果美国不行的话，中国就会受很大的影响。她认为，价格机制是最基本的。“如果不把价格信号发出去，仅仅靠行政的手段，效率肯定是有的，但相对来讲就差多了。”